保险金信托，如何温暖守护“来自星星的孩子”？

“生命就像一盒各式各样的巧克力，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这句触动人心的台词出自影史经典之作——《阿甘正传》，电影讲述了一个智商只有75的小镇男孩阿甘自强不息，从要靠金属支架走路到飞奔如风的大学橄榄球明星，从籍籍无名到街知巷闻的越战英雄、乒乓球外交大使，甚至是拥有十几条渔船的公司股东，在多个领域创造奇迹的不凡故事。主人公阿甘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中的发育迟缓，因此这部电影也成为观众了解自闭症的窗口。

自闭症患者看似特立独行，“漠视”人际交往的各种常规，他们如同星星一般明亮闪烁，也如星星一般距离遥远、无法交流，所以被称作“来自星星的孩子”。

据《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报告》显示，我国0-14岁自闭症儿童患者超过200万，并以每年近20万的速度增长。自闭症谱系障碍已经成为儿童精神疾病中最主要的一种，身患自闭症的人群80%以上没有独立行为能力，没有任何社交。这些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往往担忧着孩子的治疗、教育，甚至是未来的养老问题。包括自闭症患儿在内，还有失能失智老人，以及其他生活不能自理的特殊人群，被统称为特殊需要人群。

这些特殊需要人群的长期护理、康复治疗是极大的难题，以自闭症患儿为例，政府、社会组织机构通常会向其提供倾向性的支持或者帮扶，而他们成年之后，大部分外部服务自动就会终止。单纯依靠社会公益力量和公共财政补贴难以解决未来几十年的生存问题。这些困难也成为悬在特殊需要人群家庭心头难解的忧虑。

第一个“吃螃蟹”的妈妈

来自深圳的自闭症患儿母亲路英（化名），踏出了探索和求解的第一步。她设立了保险金信托，儿子林林（化名）是唯一受益人，她将一份保额500万元、保费300万元，年缴保费15万元的人寿保险置入信托。未来若出现理赔，信托公司将按照事先约定把信托财产定期支付给她的孩子。

路英说，选择保险金信托的目的，一是希望通过信托保管资产并实现保值增值，二是她不希望未来将遗产一次性交给孩子，而是希望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定期支付，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三是因为保险金信托门槛相对较低，不需要像传统的家族信托那样一次性拿出1000万元资产，对于中产家庭而言更加现实、压力更小。

然而设立保险金信托并非一劳永逸，路英仍然担心，终身寿险的保险金只有在身故触发理赔条件后才能进入信托，家长看不见承诺兑现，谁来监督它？如何能在生前、而非身后就能看到信托的实际运作？如何能让这笔钱在护佑自己孩子之外，惠及到更多受自闭症困扰的孩子和家庭？

为了在生前就看到信托的运作，路英追加了300万元资金装入保险金信托，并选择了一家基金会作为信托的监察人，这样一来，信托财产及其产生的投资收益，通过基金会转入到为孩子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基金会对这些财产的使用方向负有监督和监察的义务。

保险金信托还能通过个性化的信托条款和服务设置，在委托人追加资金后实现每年定额分配捐赠，用于促进心智障碍人士监护监督体系的建立，以及在受益人身故后一次性定向捐赠给基金会，用于支持以自闭症、脑瘫、罕见病等特殊需要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公益计划。此外，追加的资金还可以用于保单的后续缴费。

路英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就是开一条先路出来。因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需求，也代表着不少自闭症家庭的需求。搭建心智障碍人士的自主生活体系，需要【资产管理+监护人+服务机构】三足鼎立。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服务体系的完善，需要服务机构枢纽组织做好行业发展工作；资产管理交给相对成熟的商业金融管理机构。”

虽然林林未来的监护人尚未选定，但作为首个保险金信托+慈善捐赠服务的推出，无论对于自闭症家庭，还是信托创新、公益慈善，都是温暖又令人振奋的信号。

保险金信托的温暖之路

中国信托业协会在2022年出版的《2021年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下称《报告》）中，首次将特殊需要服务信托单独列为一个专题研究课题。《报告》将该业务定义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信任，将资金或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包含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人以及其他全部或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特殊需要人群管理及运用财产，满足其日常生活、医疗、护理等信托文件规定的用途。”可以看出，《报告》所定义的特殊需要信托其实回归了信托的本质，真正将其用于“托付”而非“理财”。

而保险金信托作为一个服务于客户的投资管理及传承规划的法律架构，主要功能包括大额保险理赔资金的统筹管理、资产的风险隔离、家庭各成员的统筹照顾、定制服务支持、激励约束后代、慈善公益服务等；它的突出优势是设立准入门槛低、适合人群更为广阔，100-500万元即可对接，资产规模没有上限；杠杆效果强，只需较少的保费就能撬动高额的理赔金额。

当保险金信托整合了法律、金融、康复机构、养老等多重资源，就可以建立特殊需要人群托付与保障的闭环体系。

同时，家长设立信托并辅以意定监护协议、监察协议等众多法律文件以建立良好的财产交付及使用监督体系，就可以确保家长去世后孩子的人身监护与财产监管有效分离，避免近亲属“既管人又管钱”而带来的道德风险及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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